大渡河流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省境内的果洛山东南麓。自北向南流经雅安石棉县后折向东流，到乐山草鞋渡纳青衣江后入岷江。其东以邛崃山与岷江相隔，西倚大雪山。流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阿坝、壤塘、马尔康、金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康定，雅安市石棉、汉源，乐山等县市。

哈休遗址

哈休遗址位于马尔康县沙尔宗乡哈休村一组，处于茶堡河北岸三级阶地上，高出河面约80余米。大渡河上游考古队于年上半年首次发现，年相关单位再次调查确认。据简报报道，在遗址北部断面距地表1-2米深发现长约30米，堆积厚度约0.5米的原生堆积，内含大量早期陶片、炭屑、动物骨骼等，暴露出来的一处灰坑遗迹中含有“大量早期陶片、兽骨、彩陶等”。简报认为遗址南部主要是秦汉时期遗存，而遗址西北部则是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中心。年3月，大渡河上游考古队对哈休遗址进行试掘，发现灰坑等遗迹十余处，上千件玉石器、陶器、骨角器和蚌器等遗物，其中有迄今为止四川地区最早的陶塑人面像、涂朱双孔石钺、穿孔凹背玉刀以及四川最完整的陶小口尖底瓶等。

哈休遗址出土陶片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红褐陶、夹砂灰陶等。纹饰主要有素面、绳纹、线纹、泥条附加堆纹和少量彩绘纹饰，彩陶均为黑彩，有弧边三角纹、圆点纹、网格纹、水波纹、粗细线条纹、长条叶片纹、圆圈纹等,底色有红褐、灰褐色之分。可辨器型有罐、盆、钵、瓶、瓮等，多为平底器。

简报认为出土遗存从文化因素上可分为三组：甲组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遗存、天水师赵村第四期遗存、宝鸡福临堡第三期遗存同类陶器特征相似，属于仰韶晚期遗存；乙组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天水师赵村第五期遗存等相似，属于马家窑文化南传的产物；丙组与大渡河上游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存以及岷江上游地区营盘山、姜维城遗址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相似性，应为川西北高原所独有的地方土著文化因素。

结合简报刊布陶器线图及描述可知简报结论大体无误，但具体到陶器类型式划分上还需要调整，譬如简报对部分器类的定名值得商榷，这必然对遗存性质和年代的整体把握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笔者拟对、年两次调查材料重新分析。

哈休遗址盆类器主要有敛口盆、折沿盆和折腹盆。敛口盆圆唇或尖圆唇，口微敛，弧腹，未见折痕，上腹多饰装鋬耳，与姜维城二段同类器接近。折沿盆多为尖唇或尖圆唇，沿面很窄，口微敛，弧腹外鼓，近于营盘山遗址三段同类器。折腹盆标本03采：泥质灰陶，尖唇，卷沿，有领，上腹呈一折痕，弧腹，此件标本与姜维城遗址二段标本19B:1十分神似，二者年代应当接近。

遗址出土的罐可分夹砂球腹罐、卷沿罐和彩陶罐。夹砂球腹罐标本03采：1,方唇，折沿，鼓腹，唇面饰斜向绳纹，外腹饰竖向绳纹、泥条堆纹和交错绳纹的组合纹饰，近于营盘山遗址二段同类器。卷沿罐多为圆唇，侈口，标本05采：1，腹部呈竖直，颈部有饰细绳纹，但又经抹光，近于营盘山遗址一段同类器；标本05采：4，腹部外鼓，腹身饰绳纹，近于营盘山遗址二段同类器。彩陶罐标本03采：11，简报描述如下：“泥质灰褐陶，表面磨光，圆唇，折沿，敛口，鼓腹，黑彩在沿面绘弧线条及齿叶纹，在腹表绘粗细线条纹，口径30厘米，残高3厘米”。结合器型观察，可知与营盘山遗址二段的标本H8:1有着共同特征，且口径大小接近。

哈休遗址陶钵主要是深腹敛口钵和敞口浅腹钵两型。其总体特征近于营盘山二段同类器。需作补充的是，标本03采：24，被定为碟，仔细观察，这是一块很小的残片，剖面呈尖圆唇，斜腹内曲。撇开定名，其形制非常近似于营盘山遗址二段、三段常见的曲腹钵，揣测可能是残片甚小，绘图测量失误所致。

哈休遗址所出瓶类器，主要是敞口或近直口瓶两类。敞口瓶颈部多饰有黑彩线条纹，与营盘山遗址一段标本H12：5有着较多共性，但口部较之后者更敞而成喇叭状，结合周邻相近遗存同类器演变关系可知哈休彩陶瓶略晚于营盘山遗址一段。近直口瓶折沿，沿面甚窄近乎可忽略。标本03采：5，方唇，夹细砂褐陶，表面磨光，口径12.8厘米，简报认为其属于秦汉时期遗存。其实，在营盘山遗址是有同类器出土的，标本H17：35，尖唇，夹细砂灰褐陶，口径11厘米，可知二者实为近似，归到营盘山遗址三段应无谬误。

遗址采集到的一件被定名为钵的陶片，该器泥质褐陶，圆唇，敛口，斜直腹，最大腹径贴近口沿，并饰有一道凹弦纹，口径41厘米，与大李家坪遗址第三期早段的瓮非常相近，有理由相信这标本应该为瓮。

据上述分析，哈休遗址调查采集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可据营盘山、姜维城遗址所作分段细划为三段，分别与营盘山遗址一段、二段、三段相当。

孔龙村遗址

孔龙村遗址位于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孔龙村，处于脚木足河北岸二级阶地上，北距孔龙村寨子约50米远。年阿坝州文物管理所和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合作调查过该遗址，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当地单位再次实地调查并采集了部分陶器、石器和动物骨骼等遗存。

据简报公布的陶器材料可知，陶质多以夹砂褐陶、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线纹、泥条附加堆纹为主，其中交错绳纹和附加堆纹的组合纹饰是罐类器的主要特征，同时，罐口沿多拍印绳纹形成花边口沿装饰；可辨器型有罐、瓶、盆、钵等。结合周邻相关遗存的已有分期结论，孔龙村遗址年采集的陶器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均以瓶(壶)、罐、盆、钵等为组合。

一段尖底瓶口沿呈略退化重唇口状，标本SMK采：14，泥质灰陶，尖圆唇，两唇间沿面内凹，直颈。标本SMK采：15侈口，可能略晚于前者。二段尖底瓶口沿则呈敞口喇叭状，标本SMK采：11，泥质褐陶，圆唇。罐由早期的圆唇，卷沿，斜直腹向晚期的尖圆唇，卷沿，鼓腹发展，且饰纹渐趋复杂，除腹部饰绳纹外，在口沿也拍印绳纹，上腹还有泥条堆塑纹饰等。同时，罐类的器底也有一些变化特征，从早期的曲腹向晚期的斜腹过渡。

简报认为孔龙村遗址的年代略早于营盘山遗址的主体遗存，但晚于茂县波西遗址下层遗存。根据上述分期，认为孔龙村遗址一段与波西遗址下层基本同时，而二段则与营盘山遗址二段基本同时。

罕额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

罕额依遗址位于丹巴县东北约3千米的中路乡罕额依村，地处大渡河上游支流小金川左岸山腰上，高出河面约米，海拔米。年甘孜州文物普查发现，-年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发掘了该遗址，布5×5探方4个，2×15米探沟1条。仅T1发掘至生土，余下三个探方因发现完整石砌建筑而做保护性回填。

发掘者将罕额依遗址分为三期，其中第一、二期是为新石器时代遗存。遗址第一期陶器以饰细绳纹的夹砂红褐陶居多，另有泥条附加堆纹、戳印纹、刻划纹等，可辨器型有罐、壶、钵等，另有见泥质红陶彩陶片，饰黑色线条纹。遗址第二期陶器以素面或磨光的泥质灰陶为主，细绳纹、戳印纹、泥条附加堆纹已经少见，粗绳纹比重逐渐增加，可辨器型主要有罐、壶、杯等。

另外，有学者撰文指出简报所分的第一、二期，各自还能再细分为前后两组。即第一期陶器可以划分为细泥陶黑色线条纹彩陶片、夹砂灰褐陶敞口素面小罐为一组，夹砂红褐陶喇叭口敞口瓶、泥质红褐陶带鋬钵等为一组；第二期以泥质灰陶带鋬罐、夹细砂红褐陶腹部饰交接泥条附加堆纹的鼓腹罐等为一组，T1第6层等单位出土的罐、壶、杯等为另一组。这有利于罕额依遗址的深入研究。当然，仔细翻检各单位所出遗物并结合层位关系，其中部分单位期别归属还可做调整。

简报认为属于第二期的单位有第6、7、8、9层和F4、F9和F14等；属于第三期的单位有第2、3、4层和F2、F7、F5、F6、H2和H5等。第二、三期之间似乎漏掉了第5层。据文可知第5层公布有一件圈足杯(90DZHT4:90)、长条石凿(90DZHT1:82)，其中，圈足杯跟第二期标本90DZHF4墙内:2相比较，前者敞口，斜直腹，圈足外撇，后者直口，弧腹，圈足同样外撇，彼此存在一定的演进关系，但共性却更明显。相较于第三期不见另外的圈足杯，其时代归属第二期比较合理。

罕额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比较独立，目前在周邻地区并未发现与之相仿的遗存，不过，第一期出有马家窑文化因素的彩陶片，且束颈瓶与马家窑文化束颈瓮同样器型高大，只是后者腹径更为宽胖，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存可能与之存在某种联系，至少，我们可以确认马家窑文化因素传播到了此地。简报认为第一期年代约距今~年，第二期距今约~年，结合第一期彩陶片，此测年可信。

当然，学界已经注意到罕额依遗址第一期出土的彩陶片等年代明显更早，未见更多此类遗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遗址发掘因保护性回填而导致的不完整性。结合周邻地区相关遗址情况，笔者也有同感，不排除罕额依遗址或其附近有更早期的文化遗存。

沙尔尼遗址及其周边调查

沙尔尼遗址位于金川县东北约3千米的沙尔乡沙尔尼村，地处大金川二级缓坡台地上，高出河面约20米，海拔约米。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坝州文物管理所复查金川县部分遗址时抢救性试掘了沙尔尼遗址坡地西南角，同时对周边地区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古调查，笔者有幸参与了这次工作。经试掘，沙尔尼遗址西南部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堆积，清理的灰坑中出土有一尖底瓶下腹及器底部位，据笔者观察，该标本残高约计20，腹径约18厘米，泥条盘筑，陶色呈灰褐色，腹饰左斜向细线纹，尖底呈钝角。陶质陶色及纹饰都与哈休遗址尖底瓶标本一致。

沙尔尼遗址南面隔泥石流大冲沟有一海拔更高(约米)的三级缓坡，坡地临河面建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俗称“神仙包”，后面主要为居民住地和耕地。笔者在一老乡家院外断崖距地表约2米的位置发现灰层和一灰坑遗迹，灰层厚约20-30厘米，灰坑残宽约1.2米，采集到大量陶片和动物骨骼。陶器主要是泥质褐陶和夹砂灰褐陶，夹砂陶手制痕迹明显，内壁常有按压的凹痕和泥条接痕，器表多饰斜向绳纹和泥条附加堆纹；泥质陶器表光滑，有抹光、修整痕迹，可辨器型有罐、钵、小口尖底瓶等，其中有一件钵，细泥红陶，敛口，圆唇，弧腹，平底，口沿外饰有一圈约1.5-2厘米的红彩，此件标本有可能早至仰韶中期甚至更早。另有一件小口尖底瓶，器表饰斜向线状绳纹，口沿上唇面经打磨，裸露出与器表颜色明显不一样的陶胎色泽，估计原本应是一件重唇口尖底瓶，上唇使用时损毁，被打磨光滑后继续使用而成此现象。那么，神仙包可能存在有庙底沟文化甚至更早阶段的遗存。囿于材料，我们也只能作此推测。

此外，白赊村遗址发现有与营盘山遗址二段相近似的遗存；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地下文物遗存调查工作和大渡河上游考古队所做的调查中还发现有迭哥寨、蒲志、秋景、丹不落、南木足、英戈洛、石广东、加达、热足、四呷坝、蒲角顶、莫洛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或石器采集点。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kz/14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