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中一条龙如何过这千年秘境刘帅彝海边歃血

春哥聊战史

川南重镇会理城高池深，重兵把守，红3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指挥下猛攻，也陷入僵局，毛主席他们经过商量，不能在这里耗费太多时间，在老彭攻会理的同时，必须着手红军主力绕过会理，直奔大渡河，不能在途中再拖泥带水，因为此时蒋介石新的军事计划已经形成，几十万精锐部队四面云集，另外借着金沙江和大渡河两道天险所夹的有限地带，一举吃掉红军，这个构想不能说异想天开，当时的情形确实也比较紧张：如果会理久攻不下，就会成为吸住红军的一块吸铁石，其他部队就会源源不断汇聚过来，这个情形就危险了。

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果断决定，老彭继续组织兵力攻会理，主要是不放里面的部队出来，红军主力绕开会理快速突击，最快的速度去大渡河边集结。他建议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聂荣臻任政委，主要考虑刘帅是川人，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人称川中一条龙。

中共冕宁地下党组织得知红军到达的消息后，派人到达泸沽向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汇报了冕宁党组织的情况，以及从泸沽到大渡河的道路、敌情、民情、给养等详细情况。红军由此了解到国民党军的准确部署，定下了北进决心的路线。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巂（今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大渡河到对岸的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也是国民党军的重点防御方向，沿途各要地皆有重兵扼守。另一条路则是山路，从泸沽过冕宁，经大桥镇、拖乌，穿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至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此路崎岖难行，且要穿越彝民区，当时彝汉矛盾很重，彝民敌视汉人，国民党军估计红军不会走此路，因而防堵力量比较薄弱。

当时在大渡河地区，川军第24军第4旅守泸定至安顺场一线，第5旅守安顺场至富林一线，川军第21军王泽浚旅增援富林，即日可达；在通往雅安的大道沿线，则驻有刘湘的重兵。杨森的大渡河守备指挥部设于富林。

刘伯承仔细分析了冕宁地下党提供的情况和通过电台截获的国民党军部署，判断：国民党军显然是认定红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因此红军如果从大树堡渡江，会正好遭遇国民党军主力，不易成功。红军应该立即改变原定行军路线，以少部兵力经越巂向大树堡前进，摆出由此渡河欲袭成都的架势，迷惑、牵制敌人，而红军主力则转道经冕宁到安顺场的小路，穿越彝民区，出敌不意，直插大渡河。

毛泽东等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完全同意刘伯承的建议，立即决定：红军主力部队通过彝族区，直扑安顺场，在国民党军防线的薄弱环节突破。

20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军作战、机动，争取赤化（四川），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同时，要求各军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敌如固守工事据点，则绕过之。对追我之蒋敌中央军，应尽力迟阻之；如逼我过紧，使我不便过河或迂回，则应坚决回击，以消灭其一部”。

22日，右路红2师第5团从泸沽出发，翻越小相岭，攻占越巂，歼敌一个营，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在县衙里的彝族群众数百人，并前出到大树堡渡口，打出“攻打富林，进军雅安，解放成都”的标语，还动员当地彝族群众帮助扎成数十只大木筏，摆出了由此渡江的架势。对岸国民党军十分紧张，日夜加强江防。

在红4团的掩护下，红军主力经冕宁迅速北进，开始向彝族区进军。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和红1军团侦察连、方面军工兵连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兼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红1军团组织部长肖华及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率工作团随队行动。

彝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地区。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大小凉山地区，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彝民的枪法也很准，并且身体灵活，登山涉险，如履平地。红军要从这里经过，困难很大。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成为红军继续北进的关键所在。

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全军普遍进行遵守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彝族风俗习惯，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总政治部也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刘伯承则要求先遣队全体官兵，严格遵守纪律，“没有我和聂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5月21日，红军先遣队占领冕宁，释放了被关在监狱里的彝族头领。这些彝民头领是当地反动政府作为“人质”关在狱里的，刘伯承、聂荣臻请他们喝酒，虽未能消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但缓和了气氛。

22日，先遣队由大桥镇出发，穿过额鸡、俄瓦、园包包等彝汉杂居区，然后翻过俄瓦垭口，进入了彝民区。工作团在前面开路，工兵连随后跟进，红1团暂时在大桥镇待命。道路蜿蜒不平，两侧山势险峻，林木葱茏，野草丛生，地面上腐烂的叶子积存厚达数寸，且天气多变，时而浓云低垂，时而细雨霏霏，给人以一种瘴气弥漫的感觉。先遣队经过的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等处，山林深处有成百的彝民呼啸、呐喊，工作团官兵紧缩队伍，谨慎前进。

当工作团行至冕宁北二十五公里处之袁居海子地区，被彝族罗洪、老伍、沽基（鸡）等家族的人员挡住了去路。随后跟进的工兵连也遭到彝民的围攻。红军官兵严守纪律，对彝民的围堵和抢夺物资坚持不予还击，通过通司耐心地向彝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同时派出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红军官兵的严明纪律，逐步赢得了彝族群众的信任。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彝民终于通过谈判与红军达成了协议。

刘伯承亲自接待沽基族首领小叶丹，并按照彝族的习俗同他结拜为兄弟，向小叶丹赠送武器、弹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红军的诚意打动了彝族同胞，争取了大多数彝族同胞站在红军一边，化干戈为玉帛。

当晚，刘伯承邀请小叶丹等同返大桥营地，给予热情款待，并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从此之后，这支武装一直在彝族地区活动，坚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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