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民族性,南宋自身的现实性,南方

就地理环境而言，我国北方主要是广袤的草原，其地形主要有高原、山地、丘陵、草原与沙漠。在北方地区生存的少数民族以游牧为主，畜牧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游牧民族及其特有的地理环境，形成其民族特性。地理环境造就民族特性。正如王夫之所言：“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故滇、黔、西粤之民，自足以捍蛮、苗，而无踰岭以窥内地之患。非果蛮、苗弱而北狄强也，土著者制其吭，则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也。”“南蛮之悍，虽不及控弦介马之猛，然其凶顽突发而不畏死，亦何惮而不为。

乃间尝窃发，终不出于其域。非其欲有所厌也，得滇、黔、邕、桂而于中国无损，天子遥制于千里之外，养不测之威，则据非所安，而梦魂早为之震叠。中国之人心亦恬然，俟其懈以制之，而不告劳，亦不失守以土崩。”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其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同时二者还有互补性，游牧经济具有不稳定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特点，遇到自然灾害往往会导致游牧民族的大规模的向南农业地区的迁徙，给中原王朝造成一定的负担。“狄散居河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扰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

而南方农业地区是一种复合型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相互间较容易形成互补性，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也就是南方少数民族更容易与环境相适应，对环境的依赖性较强，民族的流动性不像北方地区那样的明显和强烈。一般来说，南方民族的流动性较小，其迁徙和流动，不会给中原王朝造成很大的边防危机。因此，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南北方民族在民族特性上的差异，而这种民族性上的差异，导致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在地缘形势上的差异，给中原王朝造成的地缘压力也大为不同。从而，出现了中原王朝在处理地缘关系中的不同的思维形式，即形成御北安南的地缘战略思想。

南宋刚好处于中原王朝在军事政治上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阶段。比之历朝历代，南宋所面临的北方地缘政治压力最大，地缘形势也最为严峻。从政治军事实力上讲，金、蒙古远远超过南宋，金和蒙古的军事实力对南宋自身之安危形成一种强大的威胁，因此，南宋自立国之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存亡”。如何防止北方民族的南下问题，实质上就是南宋能否存活的问题。对于宋朝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元初郭松年有精辟的概括：“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这一论断，不仅准确地指出了宋朝立国伊始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而且还精辟地导出宋朝实行御北安南地缘战略思想的缘由。

正是由于北方所造成的强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不管是北宋乃至于南宋，都把主要的精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应付和防御中来，其结果就是导致了南宋放弃了对西南地区的统一和经营。绍兴六年，翰林学士朱震说：“大理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招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大理国）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

南宋立国后，继承了北宋放弃经营大理国的做法，究其原因，就在于宋朝把主要精力及兵力投入到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斗争中，防止北方民族的南下以确保自身之安全，因而无暇顾及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同时宋朝统治者还认为减少甚至断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可以减轻自身之国防压力，同时还能避免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正如宋黎州官吏唐巨说：“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舆地图，弃越嶲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

在宋人看来，放弃西南地区的经营，可以避免兵革之争及四处用兵，以至于宋朝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北方地区，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当然，宋人放弃西南地区的统一和经营，其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但这一做法无不体现了宋朝在当时地缘形势下，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御北安南的地缘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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