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挥玉斧宋太祖的柱斧
在云南昆明大观楼的著名长联中，有“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之句。这“宋挥玉斧”的传说流布甚广，据明人杨慎《滇载记》记载：宋初乾德三年（），宋初大将王全斌受宋太祖之命既平后蜀，“欲因兵威取滇（今云南，此指大理国），以图进于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唐时之云南地方政权），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宋朝）”，段氏（大理国）遂得以割据云南。
宋太祖像但在北宋徽宗以前的文献中并未见有宋太祖“挥玉斧”的记载，直至宋徽宗中期，方见与此传说相关的史料。据《宋史·宇文常传》称，宋徽宗政和（-）末年，有人上书宋廷，请求允许在西南边陲大渡河外建筑城邑，开设榷场，以便与大理国开展“互市”贸易。宋廷遂向知黎州（今四川汉源）宇文常了解情况，宇文常上奏道：“自孟氏入朝，艺祖（宋太祖）取蜀舆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寖开，非中国（此指宋朝）之福也。”此后在南宋初绍兴二十六年（），新知黎州唐秬也上奏朝廷道：“臣所治黎州，控制云南极边，在唐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舆地图弃越嶲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越嶲，乃汉代郡名，此处代指大理国。所谓“自孟氏入朝”，指宋太祖遣军灭亡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当时有人建议乘胜出兵滇中，但宋太祖却在四川地图上划大渡河为边界，禁止宋军越界南征，与大理国和平相处。但此时所云，也仅泛言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而已，尚未言及玉斧。至南宋中期，楼钥于《送王粹中教授入蜀》诗中，已有“艺祖按图挥玉斧，大渡河外等弃之。本朝独无南诏患，一语决定无敢违”之句，说明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的传说已与玉斧相关联。南宋后期祝穆撰作《方舆胜览》，有云：“艺祖得天下，以所持玉斧划舆地图，自大渡为界，此外吾不有也。故二百年无外患，远虑如此。”元人袁桷《龙尾歌》诗中“建隆天子不用武，玉斧手画大渡河”即反映此传说。由此推知“宋挥玉斧”故事，经后人屡加“语增”，至南宋中后期已大体定型，并广为传播于后世。
影视剧中的“斧声烛影”虽然“宋挥玉斧”故事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考诸文献，显然与宋初史实颇有距离。对此暂按下不表，先来说说那关键的道具——玉斧。提到玉斧，世人通常会联想起宋初那著名的“斧声烛影”政治疑案。据北宋中期僧人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的一天晚上，“阴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宋太祖急召皇弟晋王赵光义（即宋太宗）入宫，“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戮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此后，这烛影摇红、斧声戮地的场景经过世人的想象演绎，认为宋太祖的猝死别有蹊跷。如元人张宪《咏史·金柜书》诗中称“烛影斧声”事件为“肘腋奇凶”，云：“深宫烛影夜无人，漏下严更天四鼓。寡妇孤儿不敢啼，戳地有声金柱斧。”又杨维桢《金匮书》诗中也云：“夜闼鬼静灯模糊，大雪漏下四鼓余。床前地，戳玉斧，史家笔，无董狐。”认为是赵光义使用玉斧（柱斧）杀死了乃兄。
柱斧为何物？据文献考证，在宋代被称作柱斧的物品大略有三种：其一作为卫士或仪仗队的礼器，出现甚早。如《礼记·明堂位》述及宗庙祭祀时有“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干即盾，戚即钺（大斧），大武指“武舞”，谓周天子亲临祭庙，舞者手执朱盾、玉斧，演出名为“大武”的群舞。南朝陈开国皇帝陈霸先在称帝以前，出行时“夙驾兼道，秉羽仗戈，玉斧将挥，金钲且戒”。五代后晋天子石敬瑭“饯送”昭义军节度使王建立，“赐玉斧、蜀马”。此外，南宋楼钥在《北行日记》中记载了金国正旦（新年初一）庆贺仪式，其中有在皇宫“殿下砌阶两道，枪子郎君紫衫幞头，执柱斧，佩弓矢刀剑，面殿分立，凡五十人”。因金朝朝廷典礼多沿用自北宋制度，故这些用作朝廷礼器的玉斧（柱斧）大抵也仿效于宋朝。其二作为手杖或柱杖（拄杖）之用，宋太祖手中柱斧是也。其三作为文房用具或饰物。蔡京之子蔡絛《铁围山丛谈》尝记载道：宋徽宗“每命相，犹自择日，在宣和殿亲札其姓名于小幅纸，缄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珰（小太监）持之，导驾于前，自内中出至小殿上，见学士始启封焉”。与蔡絛同时的朱彧在《萍洲可谈》中也记录一事：“政和间，有提举学事官上殿札子，论庶官或用玉斧，同于斧扆之义，乞革去。勘会得乃是人间所用柱拂子，或名柱斧，以水晶或铜铁为之，制度无僣。言者坐所论不实罢，遂不果禁止。”《宋会要辑稿》中也载录此事，且较详细，并评价这位提举学事“学术肤浅”，将帝王用作仪仗礼器之玉斧与普通官员日常所用之柱斧混为一谈，“况柱斧之制，率以水晶、银、铜为饰，即未尝有以斧形者”。此类臣僚所使用的所谓柱斧也称作“柱拂子”，有“斧”名而“未尝有以斧形者”，可能其外形类似于古代士大夫、佛道徒、隐士手执的拂尘。但稍后的朱熹却又告诉学生道：“物才数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时，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头子在轿前。至宣、政间方罢之。今人遂不识此物，亦不闻其名矣。如祖宗时人画像，有执柱斧者。”朱熹所说的“今人遂不识此物，亦不闻其名”之水精小斧头子，当即是蔡絛所记载的“玉柱斧子”，但其外形与“柱拂子”颇有不同。此外，宋人口中的“祖宗时”，即指北宋初期，而宋太祖确实多有手执柱斧的记载。
司马光《涑水记闻》云：宋太祖有一日在后苑挟弓弹雀，有一官员突然前来，声称“有急事请见”，宋太祖赶忙召见，不料阅读奏状，却只是一件普通公务，便生气地予以诘问，那官员回答：“臣以尚急于弹雀。”宋太祖更加愤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又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云宋太祖西巡西京，洛阳人张齐贤“献十策于马前”，宋太祖遂召至行宫赐食，张齐贤“就大盘中以手取食，帝用拄斧击其首，问所言十事”，张齐贤“且食且对，略无惧色，赐束帛遣之”。此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载道：宋太祖有一天“幸武成王庙，历观两廊所画名将，以杖指白起曰：‘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享于此！’命去之”。此“杖”即指宋太祖手中常持的“柱斧”。
古字书曰“柱”与“拄”相通，其义“撑也，支也”。因此“柱斧”即“拄斧”，也即长柄斧形拄杖。据黄庭坚与人书札中说“水柘板二、花梨手几一、柱斧子并乌樠木柄同纳上”，此“乌樠木柄”，当指以“乌樠木”作为手柄的柱斧。又宋末元初人刘埙《隐居通议》曾云：“宋太祖开基时，阅地舆图，偶持玉斧，因以柄画其分界。今省记不全。玉斧非刀斧也，乃金杖子，约长四五尺，以片玉冠其首。人主闲步则持之，犹今之柱杖等类。”即因柱斧是“以片玉冠其首”，故也称作“玉斧”。
与“烛影斧声”传说中宋太祖“引柱斧戮雪”的举动相类，史载五代后周枢密使王朴猝死，周世宗“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其玉钺即玉斧，“卓地”指以手持之玉斧柄击地。又有史书记载宋仁宗有一天来到张贵妃阁内，看见摆放的定州红瓷器，便责问道：“安得此物？”张贵妃回答是大臣王拱辰“所献”，宋仁宗大怒：“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随即“以所持柱斧碎之”。看来宋仁宗也有手持柱斧的习惯。
近世有学者认为“斧声烛影”中的柱斧只是作为文房用具之玉斧，难作杀人之器。那么，宋人用作拄杖的柱斧能否杀人？答案是肯定的。如上文所述，宋太祖因恼怒一臣僚，“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能用柄一击而落人二齿的柱斧，自然不会是以水晶或玉石所做的文房用具。此类以硬木或包饰以铜铁之物的柱斧，若成年男子用力挥击，能置人于死地应无大疑问。但世人何以会认为宋太祖手持的柱斧即玉斧，属于一种难作杀人凶器的文房用具，这可能与流行于宋代的一则传说有关。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宋太祖“将亲征”，有军校前来献上一柄“手檛”（檛，指用以策马的木箠），宋太祖便问：“此何以异于常檛而献之？”，那军校“密言”道：“陛下试引檛首视之。檛首，即剑柄也，有刃韬于中，平居可以为杖，缓急以备不虞。”宋太祖闻言哂笑，随手将手檛“投之于地”，说道：“使我亲用此物，事将何如？且当是时，此物固足恃乎？”司马光并没有指出此事发生在何时，但从太祖“将亲征”一语上推断，此事当发生在宋太祖称帝之当年夏天亲征河东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叛之前夕。宋太祖未接受军校所献手檛的理由，是以为此物在军前不“足恃”，但那军校似未悟知宋太祖手中常持的柱斧，其实就可作为防身武器，而出身行伍的宋太祖手持柱斧作为拄杖之用，就显得颇为自然而不易那么引人注目。
然而，此类柱斧既可用作杀人利器，那宋太祖是否即死于柱斧之下，如元、明人诗文中所言？当代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先生于《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烛影斧声与太宗之逆取》文中考证论定宋太祖并非死于柱斧之下。从宋太宗赵光义的性情、处事风格以及当时背景而论，宋太宗更可能取毒药“暗害”而非执斧“明杀”，而且据文莹所言，宋太祖死后，宋太宗尝“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如果文莹所云不虚，则宋太祖若惨死于柱斧下，恐怕难瞒众人之眼，宋太宗显然不会出此下策。
但在宋人心中，宋太祖手持柱斧便成为一种象征或“标准像”，于是出现了“宋挥玉斧”的传说，宋太祖“以所持玉斧划舆地图，自大渡为界”。虽然“宋挥玉斧”故事大有疑问，但宋与大理国以大渡河为边界却符合史实。
史载宋军初灭后蜀时，云南大理政权曾让其臣属的建昌城（今四川西昌）遣人送信到黎州，主动联络宋王朝。宋太祖未乘灭亡后蜀之势攻取云南的原因，当主要在于太过遥远的云南地区，山高谷深，宋廷大有鞭长莫及之感。宋廷此时正忙于稳固政权、平定南方诸割据政权，而且北方强国契丹以及盘踞河东（今山西）的北汉政权对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北宋形成更为严重而直接的军事威胁，也迫使宋廷根本无暇顾及远在西南一隅的大理国。至于“画大渡河为境”的说法，当是后蜀与大理国的分界线大体就在大渡河一线，所以宋朝灭后蜀之后，其与大理国的边界自然也就划定在了那里。
又史载宋将王全斌于乾德三年正月下旬攻取四川，兵进成都城，但因处置失当，激起兵变，于三月中，后蜀降兵大规模叛乱，王全斌遂被困在成都城内，直至两年后兵乱被平定，又随即遭贬官而离开四川。因此，王全斌应当无暇、无心、亦无力统军南下进攻大理国。《滇载记》所称王全斌欲趁势攻取云南之说，也就大有疑问；而且由此声称“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云云，也与史实颇不相符。大理国自段思平于五代后晋天福二年（）立国，至段兴智于南宋宝祐元年（）被蒙古统帅忽必烈（即元世祖）所灭，共计二十二王，历时年，大体与宋王朝相始终。宋王朝虽然未曾直接治理过云南地区，但大理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并未如那些传说被宋太祖“玉斧”一划而割断了往来，如史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初，大理首领白万遣使臣进贡“乞内附”，宋廷封其为“云南八国都王”；宋徽宗政和七年（），宋廷又册封大理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虽然“宋挥玉斧”的传说与历史事实出入甚大，却也并非向壁虚构，当时宋太祖为集中力量对付北方强敌与扫平南方诸割据政权，故对遥远的云南地方政权采取了与唐代不同的政策，主动划大渡河为界，从而与大理国和平相处二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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