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颖年度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学

年度,夏商周考古依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虽然统计不全,无法给出详细的统计图表,但全年刊发有关夏商周时代的中文考古报告、简报、研究论文、专著等仍在篇、部以上,略近全国各时段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三成。各教学科研单位培养的硕博士及在站博士后在本年度也撰写了近百篇涉及夏商周考古的学位论文或出站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夏商周考古学研究仍为青年学者所   张煜珧撰文分析了周原遗址的水系与水资源的利用方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他根据年以来陆续发现的多条(个)人工池塘、沟渠,水域,认为周原遗址约在西周早中之际即开始修挖引水设施,使周人基本摆脱了对河道等自然水源的依赖,大型宫室、作坊区和其他居址迅速向原区纵深发展,成为周原聚落大范围东扩的契机和水资源供给的良好保障。周原遗址的引、蓄、供水系统的建设,代表了西周时期都邑建设中水资源利用的巨大进步,以及大型聚落规划、设计的重要成就,并对后世的都市建设、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辛怡华撰文对孔头沟墓地的人群族属与身份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该墓地M10双墓道且出土铜爵有“尚”字铭文,说明尚爵铭文中的“墉公”就是姜太公之次子。尚可能就是献公。而孔头沟聚落遗址所在地在西周时期是太公次子的封地,也就是太公家族的采邑(《西部考古》第17辑)。马赛撰文对关中地区西周时期随葬陶器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她以仿铜鬲、敛口簋和陶豆为例,发现在陶器特征和组合方面,不同聚落之间的差别较大,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关中东部和西部之间,也存于不同的聚落间,这种差别可能与不同聚落的制陶工匠的差异关系较密切(《考古与文物》第期)。王鹏撰文讨论了周原贺家墓地发现的青铜轮牙马车的意义,认为这种青铜轮牙马车与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同类马车有关,公元前3千纪末至前千纪初中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青铜轮牙,之后再殷墟时期传入中原地区,周原贺家的发现可能与殷商传统有关(《考古》第期)。马赛与张锦华撰文对关中地区墓葬所出的马鞍形饰进行了分析。此类物品有一定数量,但长期以来并不受重视,作者认为此类器物可能是一种吊坠,是从晚商时期随殷遗民一起传入关中地区,在先周文化遗址中并未发现,大体在西周中期消失(《文物》第1期)。张家强、王源、雷兴山等人对荥阳娘娘寨遗址发现的墓葬进行了综合研究,他们将娘娘寨遗址的墓地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城内和城外墓葬中的人群族属不同,城内埋葬殷遗民,城外则埋葬周系人群(《中原文物》第6期)。王朝辉对北赵晋侯墓地M63出土的杨姞壶进行了讨论(《洛阳考古》第期)。他重申了杨姞乃嫁至姬姓杨国的姞姓女子之意。M63墓墓主身份与《史记·晋世家》所载晋穆侯夫人齐姜相匹配,而非杨姞。韩巍撰文讨论翼城大河口墓地M1、M00两墓的年代(《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他认为M1铜器可分三组,但墓葬的埋藏年代只能依据最晚的一组霸伯盨、召簋、霸伯豆等器物,年代已进入西周中期偏晚的恭王时期。M00年代略晚于M1,年代也当在恭王时。同时,韩巍认为西周中期霸伯、霸仲虽为嫡亲兄弟,然等级差别显著,霸伯去世后,霸仲却伺机意图侵占大宗资产,挑战宗子权威,说明礼法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松动。新公布的义尊和义方彝,在本年度引起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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