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长征时期,是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历

前言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途经彝族聚居区时,对党的民族政策灵活变通执行,创造了“彝海结盟”这一民族统战工作的典范事例。小叶丹与刘伯承在彝海边义结金兰的故事广为传颂。

我党高级干部与党外人士结盟属于孤例,具有特殊性、个案性,值得深入研究。就人类学意义而言,这是彝族的民族性格与“彝海结盟”仪式展演交相辉映的必然结果。

彝族民族性格的历史生成与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文化密切先相关,小叶丹与刘伯承彼此英雄相惜,在彝海边庄严宣誓,仪式感体现了结盟的神圣性,表达了双方重承诺、轻生死的高贵品德。

就历史启示而言,是我党从对苏联的模仿学习到自觉探索、总结与修正的结果。“彝海结盟”是我党在长征时期一次民族统战的有益尝试,这次民族统战工作的成功为我党在民族地区开展相关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作了有益的尝试,为后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造了一个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多年来,对于“彝海结盟”的研究,相关著述几乎都指出其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功案例,强调其政治、历史、文化等价值属性。

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彝海结盟”通过一套仪式展演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却鲜少提及,对“彝海结盟”的历史启示则停留在过去的陈旧认识而没有新的解读。从影视人类学与历史文献资料还原情景两个角度,对长征时期“彝海结盟”的人类学意义加以阐释,另在前人对“彝海结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其历史启示给予新的解读。

“彝海结盟”的人类学意义:彝族的民族性格与仪式展演交相辉映长征时期,红军途经彝族聚居区(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乡),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了世居当地的彝族同胞,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故事成为党和红军灵活执行民族政策的模范事例。

这次结盟的过程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是彝族的民族性格与重视结盟的仪式感所决定的。小叶丹与刘伯承在彝海边庄重肃穆的气氛下以心换心,双方通过“彝海结盟”的仪式过程充分表达了彼此对结盟的诚意。

彝族民族性格的历史生成与民族性格特征。彝族的历史概况。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彝族目前有万余人,是中国境内第六大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历法、宗教、风俗等,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

作为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驻西昌市,面积达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余万,下辖2个县级市、15个县、16个街道、个镇、个乡。彝族在历史上有众多的自称,自称中尤以“诺书泼”“纳苏泼”“聂苏泼”“罗罗”为多,占彝族总人口的50%以上。

“诺书泼”意为“尚黑的族群”,可以说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尚黑族群。彝族民族文化中的尚黑意涵与对宗教仪式感的重视。彝族居住的地区跨越了云贵高原与康藏高原,这一地区以黑土居多,彝族崇尚黑色,自然与黑土地密切相关(黑土地上万物生长,为彝族人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一切物质需要)。

此外,天地玄黄,玄色即黑色,有高贵、庄严、肃穆之寓意。彝文名著《爨文丛刻·婚姻歌》有“玄鸟不作证,鸿雁难配成”之言,玄鸟即燕子,玄鸟在“婚姻歌”里出现,而且要为男女婚姻作证以显示庄严,否则,婚姻就显得草率,玄鸟作证就是仪式感中庄重性的一种展演。

由此可知,《爨文丛刻·婚姻歌》也可以作为彝族尚黑的有力佐证之一。彝族尚黑的这种文化意蕴也体现在其“彝海结盟”的仪式感中,誓词中所说的天地为证,诅咒死法等话语,都表示了结盟者要对誓言负责,否则,必遭惩罚,反之,结盟者彼此患难相助,可以增强彼此结为一个团体的凝聚力。

这种歃血为盟的仪式其实带有宗教仪式中的神圣性,表达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文化意涵。第二,彝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对其民族性格生成的影响。彝族居住地区广阔,地跨西南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这一地区高山大河相依,群峰耸立,风景奇秀。

著名的大山有大雪山、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等,著名的大河有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安宁河、元江、澜沧江、南盘江等,山川相间,峡谷相连,中间夹杂一些河谷和盆地。

这些地区大多在海拔—米之间,大小凉山则在海拔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气候寒冷,凉山彝族自治州有大量山地草坡,牧草丰美,利于发展畜牧业,还盛产“凉山马”“建昌马”“德昌牛”等优良品种,凉山州各地家禽养殖普遍,成为农业之外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彝族所处的西南地区是我国第二大林区,浩瀚的林海,参天大树林立,有马尾松、飞松、麻栗、青杠栗、油杉、樟树、桉树、油桐等多种经济林木,林海中野生动物、珍贵药材等种类繁多。

由上可知,彝族居住地区物产丰富,景色壮观,大山大河的地理特征必然会影响到世代居住在这块热土上的民族,这片土地不仅是孕育彝族的摇篮,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彝族的民族性格。

彝族的民族性格是其历史文化与其所居之地交错铸就的一种民族心理表征。从彝族的族源来看,彝族先民来自雪域高原的羌人,史载“或为牦牛种”“或为白马种”“或为参狼种”,羌人不断南下与西南地区的原有居民不断融合涵化,生产方式由游牧转为农耕,这是彝族先民适应环境不断调适的结果;

从语言学角度和风俗习惯看,“他们都与羌语支、彝语支其他民族存在渊源关系”。彝族的火葬、父子联名制等习俗也与羌人习俗类似,由此推知,羌人的性格特点也逐渐融入新的民族共同体———彝族之中。

彝族的父子联名制后来发展成为家支制度,通过家支制度可以追溯各家支之间的血缘关系;从彝族的宗教信仰来看,彝族信仰原始宗教,彝族祭司,俗称“毕摩”,每当举行祭神活动时,喜好大量宰杀牲畜,以取悦神灵;

从彝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状况看,凉山地区彝族与汉、藏、回、傈僳、纳西等民族交错杂居,各民族既有合作,也有争斗,尤其是彝汉关系因为封建统治者采取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而导致双方的民族隔阂长期存在。

综上可见,由于彝族的历史文化与生存环境的影响,最终铸就了其坚毅尚勇、剽悍粗犷、热情奔放、豪爽耿直的民族性格特征。

一直以来,对于刘伯承为什么同意与小叶丹结拜之事颇为疑惑,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未听说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与谁结拜之事,这种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习俗在国民政府里颇为盛行。

蒋介石就喜欢做这种交换“金兰谱”之事,这是蒋氏拉拢对其有利用价值之人的一种政治手段,上行下效,国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结拜陋习。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不同于旧政党的新型政党,这种事情在党内绝对不许存在,党内高级干部与党外人士结拜也极为罕见,遍梳史籍,发现“彝海结盟”是唯一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与党外人士结拜的案例,所以,具有特殊性、个案性。

当站在彝海边上,看着矗立的“彝海结盟”纪念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长期困扰笔者的问题,即当年小叶丹提出要与刘伯承结拜的意图是什么?终于找到了答案。

彝族人的民族性格正是小叶丹坚持要求与刘伯承结拜的主观动机,因为彝族人认为只有通过正式的“结盟”这种庄严肃穆的仪式感才能让他们体会到结盟的诚意,而刘伯承代表的党和红军一方也深刻意识到这种结盟仪式有利于消除长久以来彝汉人民之间的隔阂,于是欣然应允,双方一拍即合,这正是彼此心意相通的默契使然。

“彝海结盟”虽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但通过对结盟仪式的展演与历史启示告诉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变通执行不但保证了当年中央红军顺利通过百里彝区北上抗日,而且为我党今后处理民族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结合长征时期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可以说长征时期是我党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历史生成的孕育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初步探索与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在红军长征时期,由于途经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认识和了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前共产党人了解的少数民族,更多的是孙中山‘五族共和’中的藏、满、蒙、回等民族,而对南方的绝大多数民族则缺乏更多的了解)。

同时,也通过‘彝海结盟’等活生生的事例,使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做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长征时期,我党的民族政策从盲目学习苏联,到遵义会议之后我党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时开始探索独具特色的民族政策的尝试,是一个伟大的转折。

结语

说明党和红军在执行民族政策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前提下,将我国具体的民族状况与之结合,开启了自我探索,自我修正、自我总结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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