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禹生西羌,是蜀人西羌在今天哪里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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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史传说里，黄帝后裔分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黄帝之子青阳的系统，直传极、高辛(帝喾)，高辛之后分为放勋(尧)、帝挚、契、弃等几大支系；另一个系统是黄帝之子昌意的系统，直传乾荒(有些载籍中没有这一代)、高阳(帝颛顼)，高阳之后分为穷蝉、鲧、偁、蜀等几大支系。

不难看出，禹与蜀同属帝颛顼系统。禹为夏代开国之君，所以，夏禹与蜀具有很深的历史和亲缘关系。

首先应当肯定，禹是夏代开国君主，是人王而不是天神·。

古史传说禹生于西羌之地的石纽。

“禹生石纽”是先秦汉晋累世相传的旧说。在现存历史文献中，较早传述这一史实的是战国时代的孟子。

皇甫谧《帝王世纪》引《孟子》说：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所谓“西夷”，是指西羌而言。“夷”是泛称，战国时代用以指称非华夏的中原周边族类。《孟子》这里所说，意指石纽为西夷之地，是说禹的出生地在西夷石纽，是指其原籍而言，并不带有任何鄙夷贬抑之义。

孟子的这一说法，与司马迁之说完全一致。

《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道：禹兴于西羌。

汉初重臣陆贾在所著《新语·术事篇》中也明确说道：大禹出于西羌。

汉昭帝时桓宽所著《盐铁论·国疾篇》亦明确指出：禹出西羌。

上述载籍表明，禹是西羌石纽地方的人。

西羌何在呢?

一般认为，黄河上游湟水析(赐)支一带是上古时代西羌的分布中心，此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载的“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的“羌地”。但西羌分布极其广阔，除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而外，还南及岷山之域，这也就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说：“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徽外蛮夷”。所谓“蜀汉徽外蛮夷”，乃是指“在蜀之西”的岷山山区，“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不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与河涅赐支地区连为一体的。

从考古学上看，20世纪40年代曾在岷江上游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石器，年进行勘察，加上年茂县营盘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新石器出土地点计有一百余处。

石器多为扁长形，刃部富于变化，有长条石刀、石刮刀、斧、锛、凿等，以通体磨光、狭长平薄的斧为特征。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也有红陶和彩陶。器形多为平底，纹饰有绳纹、圆窝纹等。彩陶为红胎黑彩，与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近，石兴邦认为是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不过，从整个陶器的情况看来，岷江上游古文化有可能是当地土著文化吸收了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而形成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中国西部甘肃、青海和四川西北高原地区有众多族群活动居息。考古学上，甘肃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如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等，在广义上都同古羌人有一定关系。分布在河西地区山丹、民乐至酒泉、玉门一带的火烧沟类型文化，年代与夏代相当，可能是古羌族文化的一支。相当于殷商时代的辛店文化，也与古羌人有关。

在陇山之东西，分布有相当于商周时期的寺洼文化，分成两个类型、寺洼类型分布在洮河流域和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年代早于西周。安国类型分布在甘肃的泾水、渭水、白龙江、西汉水诸流域，年代大致与西周同时。

寺洼文化这两种类型，或认为属羌“，或认为属氐的文化遗存。但若从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均出土陶双耳罐来看，毋宁说它们是同源的文化，广义上应是古代氐羌的文化遗存，这也同古文献关于氐羌同源的记载是一致的。

陶双耳罐这种文化因素，从西北甘青地区逶迤而南，连续分布到川西高原，在岷江上游地区分布相当广泛。这种情形，不能不说是同《后汉书·西羌传》等史籍所说西羌的分布范围恰相吻合的。

再从中国西部石棺葬的分布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结论。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川西高原发现大批属于氐羌系统的石棺葬，广泛分布于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在大渡河流域也有发现。川西高原石棺葬发生甚早，延续时间也很长。在中国西部，石棺葬这种墓葬形式和埋葬习俗是由北往南发展的，最早出现在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的半山类型墓葬中，尔后向川西高原岷江上游地区和雅砻江、金沙江发展，呈连续发展的分布态势，而以岷江上游最为集中。

墓葬形式和葬俗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色。在考古学上，尽管对中国西部的石棺葬分有不同类型，但类型差异乃是由于年代早晚、地理环境和支系各别等差异所造成，而这些差异并不影响到它们作为同一民族集团的族属关系。石棺葬这种分布格局，表明从西北甘青地区到川西高原确属古代西羌的分布范围。

史籍中对于禹又称为“戎禹”。《太平御览》卷83引《尚书纬·帝命验》说：“修已……生姒戎，文命禹。”注曰：“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王符《潜夫论·五帝德》也载道：“修已……·生白帝文命戎禹。”

所谓“戎”，古籍上一般是对中国西部民族的通称，其中既包括西北地区的民族，又包括西南地区川西高原的民族。称西北地区的民族为“西戎”，这屡见于《左传》、《史记》、《竹书纪年》等史册，也为治史者所熟知。

而称西南地区川西高原的民族为“西戎”，则为治史者所较少谈论，但却是古代的史实。如《战国策·秦策一》就记载秦大夫司马错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荀子·强国篇》也说巴是“巴戎”，而《华阳国志·蜀志》则载秦灭蜀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里所说“西辟戎狄”、“戎伯”，均指川西高原地区臣属于古代蜀国的氐羌系族群。

中国古史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说，表明三危是西戎之地的一个处所。三危的所在，《尚书·禹贡》正义引郑玄说：“《地记》云，三危之山，在鸟鼠山之西，南当岷山。”《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引张楫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

毕沅《山海经注》则说：“(三危)山当在今四川省。”这些史料表明，川西高原岷山地区确实是古代西戎的一个重要聚居区。

这表明，“禹出西羌”、禹名“戎禹”，其地域范围总的说来在中国西部甘青地区和川西高原岷山地区。

禹兴西羌之说始于先秦，禹生石纽的传说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羌人的传说。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实际上是同一个传说中的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西羌既指族系，又指西羌的分布地域，是大概念，石纽则指西羌居住地域内的一个具体地点，是小概念。

《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为大禹圣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水经·沫水注》也说：

“(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神所佑之也。”

文中的“夷人”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这里则指岷江上游群。岷江上游氐羌族群对禹顶礼膜拜，奉为神明，大概同景云碑所记述的“禹石纽、汶川之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对禹崇拜敬畏达于极致的现象，除这个地区外，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由此不难知道，岷江上游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的渊源关系。而岷江上游古为羌人居域，因此显而易见，禹兴西羌是岷江上游羌人的传说。

虽然，古羌人南下从遥远的古代就已开始，比大禹时代更加久远的马家窑文化已经南下进入岷江上游，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认禹兴西羌的传说是由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南下带来的。从众多史籍关于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唯因如此，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及禹长后，东进中原，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于是，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也随东进开创夏王朝的羌人之定居中原而在中原长期保留下来。

所以，蜀地和中原都保留了相同的传说。文献来源的地域不同，传说却完全一致，恰恰说明它既是“真传说”，又是真史实，而原因就在于它们同出一源的文化底层。

从所有关于禹生石纽和禹子启生于石的文献记载来看，禹、启与石的这种出生关系，在全中国范围内只被指认为两个地区，一个是古蜀岷江上游地区，一个是中原河南嵩山地区。其他地区关于禹的传说，比如禹娶涂山、禹合诸侯等等，均与禹的出生传说无关。

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大禹与石这种特殊的出生关系传说，乃是古蜀和中原地区同出一源的共同文化因素，是古蜀和中原文化最深厚的底层。

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高阳东进中原建都立业，以及禹生石纽、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这两段远古传说的文化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可以据此确定帝颛顼和大禹两位中国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均出生在古蜀地区，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古史传说，可以看出黄帝、帝颛顼文化和大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看出中国古史传说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西部文化底层。

从黄帝、嫘祖、昌意、帝颛顼时期中国西部、古蜀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到大禹时期古蜀与中原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古史的西部底层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层累地积淀起来的，它们便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原生底层。这一原生底层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发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致成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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