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路先锋4个团,团长政委命运各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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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忘于江湖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主席的《七律·长征》,把长征的艰辛和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央红军2万5千里长征,有4个红军团先后担任“开路先锋”角色,为突破敌军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立下功勋。

中央红军长征时有8.6万人,突破道封锁线后剩余6.5万人。突破第4道封锁线湘江以后,红军再次伤亡过半仅剩万余人。湘江战役后,红军连续召开次会议,即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

这次会议做的是同一件事:纠偏,也就是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

主席提出不再钻敌军圈套、北渡长江和二六军团会师,而是转向敌军防御薄弱的贵州,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同时,建议召回被博古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此后,主席指挥红军和敌人辗转腾挪,红军4大先锋团先后登台亮相。

黎平会议纪念馆

1、红1团、红4团强渡乌江

年1月1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乌江挺进。

按照部署: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在回龙场渡口过江;中路纵队,红一军团2师、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在江界河渡口过江;左路纵队,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过江。

右路纵队担负开路先锋的,是红1师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

当地流传,要过乌江,必须要有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

但是,杨得志和黎林在周边的村子里找了一个遍,不要说木船,就是一个船桨、一块木板都难找到,船渡显然行不通。架桥也没有任何材料,即便有架桥材料,也很难在水流湍急的江里架桥。

最后,工兵连用就地砍伐的竹子制成竹筏,在火力掩护下突破了敌军防线。

中路是红军渡江的主要通道,先锋是红2师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

耿飚和杨成武观察发现,正面之敌防备森严。但是,江界河渡口上游多米,有一条小路敌军疏于戒备。于是,他们佯攻渡口,主力摸到上游偷渡。但是,前2天的泅渡都被敌军发现并炸毁绳索。

直到第三天,在第二次泅渡的2连连长毛振华接应下终于成功。

最顺利的还是左纵队红三军团,茶山关渡口的敌人不战而逃,让出了通道。

强渡乌江

2、红6团化装奇袭智取遵义

强渡乌江之后,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红6团扑向遵义。

红6团隶属于红一军团2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红6团的团长是朱水秋,政委是王集成。年1月6日下午,红6团打掉了距离遵义东南0里的一个据点,全歼敌守敌1个营。

朱水秋、王集成审问俘虏,得知并无一人漏网,于是按照刘伯承“多动脑子”的指示,决定化装奇袭、智取遵义。刘伯承欣然批准,红6团遂由1营长曾保堂等化装黔军,让几十个俘虏带路赚开了城门。

红6团智取遵义,在长征史上写下了十分精彩的一笔。

、干部团土城“救驾”,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期间,干部团负责会议期间的警卫工作。

主席重掌红军以后,大家一致决定在土城给川军一个教训。但是由于情报失准,敌军实际参战兵力不是个团而是个旅。结果,原本红军占优的围歼战,打成了势均力敌的遭遇战。

土城战役堪称红军时期开国将帅参战最多的一次战斗。后来的7大元帅、多位开国将军悉数上阵,就连总参谋长刘伯承和总司令朱老总都提枪到了一线,就差主席没有持枪上阵了。

危急时刻干部团“救驾”,这支1人的生力军一举打退郭勋祺的猛攻。

随后红军三路大军抢占金沙江,红一军团在龙街渡、三军团的洪门渡都出师不利,最后还是干部团通过2天急行军里,抢到7条木船和7个船夫,7天7夜把2万多名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

智取遵义的开国少将曾保堂

4、红1团抢渡大渡河,红4团飞夺泸定桥

通过彝民区以后,红1团急行军80公里抢占了安顺场。

利用找到的1条船,在刘伯承、聂荣臻见证下,杨得志、黎林决定由1营长孙继先带领熊尚林等17勇士强渡。神袍手赵章成2炮炸毁对岸碉堡,2炮命中对岸川军,突击队18勇士趁机攻占对岸滩头。

尽管拿下安顺场渡口,但是2万红军至少要一个月才能渡过去。

主席命令红4团抢占泸定桥,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带领下,一个昼夜急行军里,再次打破红军的行军记录。1营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勇士,攀踏1根铁索链向东桥头攻击。

在夹江而上的红1师、干部团配合下,红4团胜利占领泸定桥。

5、红4团过草地当“向导”,夺占天险腊子口

由于红4团在飞夺泸定桥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深得主席信任。

此后,爬雪山、过草地,红4团都是红一军团甚至红一方面军的“开路先锋”。年6月12日,红4团又被选为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9军25师74团在会宁附近会师。

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以后,北上遇到最后一道险关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两边悬崖峭壁中间一条腊子河,唯一通道是座木桥,敌人有2个营据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挡住了红军北上道路。就连红四方面军,都不相信红一能闯过去。

这一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又是红4团,他们找到一条羊肠小道突破了险关。

飞夺泸定桥

湘江战役后,红1、4、6团和干部团成为开路尖刀。

从历史渊源看,红1团源于秋收起义部队,红4团的前身更是大名鼎鼎,源于叶挺独立团;红6团的历史稍短,但在长征中的表现也很出色。干部团,则汇集了红军排以上的干部精华。

这4个团的团长和政委,解放后都被授予什么军衔呢?

红1团团长杨得志,抗战时任八路军团团长、44旅代旅长,解放后授上将。

政委黎林,曾任宁都起义部队红14军政委,后改任红24师政委、红6师代政委,长征中任红1团政委。长征到达陕北后,任补充1师政委、陕甘宁独1师代师长兼政委,年病逝于延安。

红4团团长黄开湘,年11月病逝(高烧误杀自己)。政委杨成武,解放后授上将。

朱水秋和警卫员

红6团团长朱水秋,抗战时任朱德警卫团团长。年底到武汉手术,被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要到湘鄂赣任军事部长。年6月12日,第九战区包围新四军通讯处,枪杀涂正坤、吴渊,活埋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和赵禄吟,制造了“平江惨案”。

因事外出幸免于难的朱水秋,隐姓埋名回到老家当了农民。

政委王集成,原本有希望授中将,解放后被告,后授少将。

干部团团长陈赓,解放后授大将,政委宋任穷授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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