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飞夺泸定,敌人为啥只拆木板却不炸桥刘

导读：红军长征时，飞夺泸定桥是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当时红军已经处于包围之中，这场战役直接决定红军的命运，而石达开的太平军就是在此地被全歼，因此，当时的敌军叫嚣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不过为什么敌人只拆桥面的木板，而没有炸断铁索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当时对于敌人来说，炸掉泸定桥是何不食肉糜的问题，在当时确实办不到。

在《泸定县志》中，对于泸定桥的修建，是这样记载的，四川提督在年巡视大渡河时发现，这一带每逢5月汛期，水位猛涨，给往来的商旅和百姓带来不便，经常发生失足坠河事件。出于定边陲，惠民生的双重考量，康熙皇帝亲笔御批在泸定县修建泸定桥的请求。在耗时1年多后，泸定桥于年建成。取泸水平定之意，康熙御赐桥名泸定桥。

技术限制

泸定桥和其他石拱桥不同，是由13根铁索构建而成，其中9条为底索，索间距离33厘米，上铺横木板，横木板上再铺八道纵木板作为桥面。另外4条铁索则作为行人的扶栏。铁索每根长.45米，重约2.5吨，有碗口粗细。

这种铁索桥中间都是镂空的，承担桥身重量的主要是两边的桥亭。而西岸桥墩下的岩石都是稳定的花岗岩基岩。岩石层的表面在风化等作用力下被破坏，会形成松散的风化层，风化层之下是与地壳连接在一起基岩。由于基岩和地壳相连，融为一体，其构造十分坚固，不易崩塌滑落。在基岩建造的房屋桥梁可以长久保存，不易受到外部力量而坍塌。而且西岸桥墩所在地正好处于曲折的V形谷地中，基岩伸展的半月形平台是十分有利的建桥位置，而且凸出的平台为地基提供了平缓的地势，从而使得地基非常稳定。

泸定桥的桥亭里有两根巨大的桥石。桥石的后端各有一根粗大的铁柱，铁柱头戴铁帽，铁索缠绕着铁柱。铁柱在当地被称为将军柱，扎进地底大约8米。将军柱之所以成为泸定桥的定海神针，主要是铁索无论怎么拉扯，都受力在将军柱上，成为承载泸定桥力的支点。

桥台，高20米，上为梯形，下为方形，用条石砌筑而成。两个桥台的后面各开有一口深6米的落井，每口井都有生铁铸就的地龙桩7根或8根，与桥身平行地插在井底的井壁上。地龙桩下面再横卧一根将军桩，每根重斤。泸定桥的铁索就固定在这些铁桩上，由桥台和桥桩的重力来共同承受桥的拉力。

所有的铁锁链都缠绕在深埋于地底的将军柱，而将军柱直接插入到河下侵滩之下的花岗岩基岩中。周围再用坚硬宽大的花岗岩条石，砌成稳定的桥台。花岗岩的重量可以达到每立方米近千克，建造一个长10米，宽8米，高20米的桥墩，压住桥墩的花岗岩重量就约有吨。于是整座桥就通过将军柱与基岩连为一体，形成套娃式的层层保护，稳如磐石。

这就形成了泸定桥完整的保护链，因此炸掉泸定桥的办法，要么将十三根铁索锯掉，与将军柱分离，但是对于要同时锯掉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在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工具。唯一剩下的办法就只有炸掉被花岗岩包裹的铁柱后，让铁索失去支撑而让泸定桥坍塌。

至于花岗岩的基岩有多难炸毁，可以参照同样是花岗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时施工组为了炸出人民纪念碑的碑心石，在石坯边缘凿出40多个炮眼，然后再将炸药放进炮眼中，但是这块石坯却纹丝不动。也就意味着若想炸桥，也只能炸掉泸定桥左岸或者右岸其中一个桥亭。

后来在当地石匠李开山的指挥下，在石壁两侧被炸出裂缝的情况下，采用传统的劈裂法采石。他把整整一百多个钢楔砸进了石料的边缘，再在石坯周围凿出八个石槽，将千斤顶放进石槽中，在千斤顶发挥作用力的同时，用锤子锤击钢楔，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强行用人力使石料裂开。

但是泸定桥的东岸地质构造却是非常松软的沙砾堆积物，这种沙砾非常脆，用铁锤敲击就能破碎。因此从炸桥的难易程度看，东岸桥墩比较容易。而红军在抵达泸定桥时，所在的一端正是泸定桥的西岸，驻守的川军在东岸泸定县的一侧。这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让红军没有因为泸定桥可能被炸而重演石达开的悲剧。

时间来不及

要知道川军当时所使用的武器炸药都是自制的山寨货，质量堪忧，川军的冲锋枪甚至在之前的乌江一战中打不到对岸的红军，其炸药的威力也非常怀疑。人民纪念碑的碑心石的石料重量只有吨，与泸定桥吨的花岗岩质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其难度和所花的时间更大更久，都是以月甚至年来计算。

即使驻守泸定桥的川军能够找到足够熟练的工匠，以及足够威力的炸药，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之前中央红军越过德昌向大渡河星夜兼程时，常凯申在5月21日下达的手令中，一是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军会合，二是防止中央红军西进西康。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不是很有把握，直到红军在25日开始强渡大渡河后，西进西康的可能才彻底解除。

而且常凯申妄图用彝族同胞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也被化解，红军经过彝族地区时，尊重彝族风俗习惯，坚决实施友好平等的民族政策，刘伯承还按照彝族风俗，与小叶丹结拜为异性兄弟。在广大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仅用两天时间就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

而之前川军已经把沿途的船只都烧毁，红军后来只找到了4只船，而只有1只是可以使用的。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数万红军要想快速安全渡过大渡河，只有泸定桥这一唯一必经之路。因此川军第38团在5月28日深夜才抵达泸定桥。而红军经过公里的急行军，于29日清晨就赶到了泸定桥附近，并袭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换句话说，按照当时的科技水平，留给川军的时间并不多。他们能阻止红军过桥的办法也只有拆木板后，在东岸设置防御工事。

泸定桥是刘文辉的生门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前，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了长征，当时清点人数时已经下降到了大约2.5万人左右。而在一路的围追堵截中，尽管也打了不少胜仗，吸引了沿途不少有志之士参军，但是失去了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在没有稳定的物资补给下，撑死也就3万人左右。这也就让各路军阀见猎心起，有了捡漏的心态。

当然也有很多沿途的军阀是放水的，毕竟红军只是路过的，而不是来抢他们的地盘，但是对于守卫泸定桥的刘文辉部没有放水的迹象。在5月15日，红军到达西昌时，刘文辉为了阻止红军攻城，不惜命令刘元璋纵火，把距城垣较近的西街和鱼市街全部烧毁，从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方式看，这是放哪门子水。

而川军派系繁杂，其中最有实力的两支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文辉原本是刘湘的下属，在其提拔下实力不断见长，甚至有了超越刘湘的势头。而川军不属于常凯申的嫡系部队，他想利用二刘的暗斗来削弱川军的实力。

于是在年2月，常凯申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这种破格提升明显不符合官场伦理，故意让刘湘难堪。于是二刘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在四川只有一个扛把子的共识下，二刘展开了激战。二刘之战的结果是刘湘以善后督办的名义进驻成都，并取代了刘文辉的四川省主席的职位。

败逃的刘文辉到了西康，被常凯申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其四川省主席的职务也名存实亡，也就在这时辞去了该职务。但是到了西康的刘文辉还是对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念念不忘，他曾多次提出要将四川省的雅安和西昌纳入西康省。但是遭到刘湘的拒绝，因为这会让刘文辉有谋取四川的通道。

而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出兵四川的刘文辉以围剿红军的名义，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与其说刘文辉是来阻击红军的，更不如说他是打着围堵红军的名义，想趁机扩大地盘。在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前，常凯申声称红军已经处于残血状态，就剩最后一击了。而很多军阀都是意兴阑珊，只有刘文辉在战前赶到汉源督战，并急令其第4旅旅长袁国瑞率部增援泸定桥。

如果从当时的行政区域看，汉源已经到达了四川的境内，相当于来到了刘湘的地盘。当时刘文辉的如意算盘可能是就算无法围堵红军，能夺取雅安也是不错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川军无法抵挡住红军的进攻。而刘湘面对刘文辉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是有所防备，袁国瑞兵败泸定城后，在逃亡的过程中路过天全城，守军的将领郭勋祺拒绝了袁国瑞的进城要求。求生意志顽强的袁国瑞带领着残兵败将，竟然打垮了郭勋祺的部队，安全地逃到了天全城后面的梅子坡。

换言之，二刘之间由于之前的牙齿印，都在各自算计。刘文辉算计着夺取刘湘的地盘，而刘湘想着的是让刘文辉自投罗网，将刘文辉的部队有去无回。而此时若是刘文辉炸掉了泸定桥后，他本人以及他的部队就无法迅速从四川逃回西康老巢了，他孤军深入，面临的处境将是刘湘的层层围堵，而只有通过泸定桥可以快速突破刘湘的包围圈。对于刘文辉来说，红军只是过客，而刘湘对他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炸掉泸定桥等于自寻死路。

泸定桥动一发而牵全身

泸定桥能吸引康熙亲自过问，就证明它不止是一座用于商贸往来以及交通方便的桥梁。泸定桥是连接西康地区和四川盆地的唯一要道，直到年泸定城以北新建了川藏公路钢索悬桥后，泸定桥不再承担交通要道的作用。

而这两个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和混居的地方，一旦炸掉泸定桥，对当地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都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从红军经过彝族地区的经历来看，这些少数民族在当时是携带枪支弹药的，而且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已经形成了战斗力，小叶丹的部族甚至被改编成了彝民红军沽鸡支队，他们并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可以瞬间成为一支起义部队。

若是因为炸掉泸定桥，而引起当地的民愤，无论是刘湘还是刘文辉，都可能在当地引发武装反抗，这对他们在该地区的长治久安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可能会被其他军阀趁火打劫，取而代之。

而且军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源于当地的税收，以及土豪乡绅的捐助。若是炸毁了泸定桥，一时半会也无法修复，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他们在这段修桥时间里可能也就真的要吃土了。为了盘活当地的商贸往来，泸定桥是万万不能炸的。

结语：综上所述，炸掉泸定桥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上，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红军是在和时间赛跑，为防止敌人炸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运气最终也站在了红军这边。而且由于川军内斗，刘文辉也不可能让其处于无路可退的险境之中。泸定桥更是一座流量变现的渠道，只要身在其中，都无法脱离其独自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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