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彝民到部队找刘伯承被阻,拿
年5月21日，冕宁县城内来了一群彝族同胞，他们找到解放军驻地说要见刘伯承首长。当时冕宁解放不久，大西南地区仍然有大量残余的反动势力。安全起见，在未能核实清楚身份的情况下，警卫战士把他们拦了下来。
领队的彝族同胞表示自己叫果基嘉家，并从怀里取出一面老旧的旗子。只见上面绣着一颗黑色五角星，右侧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等几个字。果基嘉家说：“刘伯承是我伯伯，这面旗是他授予我父亲的。”警卫战士听后立即把他们接到了司令部。
司令部的同志经历过长征，看到那面旗帜又听到来访者对刘伯承的称呼，便知他们是红军恩人的后代，进行了热情的招待。在招待会上，果基嘉家表示：“这面旗是刘伯承伯伯与我父亲情谊的见证，我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才保存下来。”
但刘伯承不在冕宁，果基嘉家告诉驻军同志：“请将我们来看望刘伯承伯伯的事情告诉他，也告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们愿意在他们的领导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这面旗子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一个彝族百姓为何会称刘伯承为伯伯？这些“红军恩人的后代”最终会得到怎样的待遇？
刘伯承这个故事要从红军长征说起。
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形势并不乐观，身后有薛岳指挥的10万追兵，前方是天险大渡河和川军拦截，左侧是八百里荒凉之地不便于大军活动。如不能趁川军未完成布防之前强渡大渡河，将被困在穷困的川康边境地区。
5月20日，负责开路的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到达泸沽，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经登相营到大树堡渡口，这是一条大道便于大军行动。另一条是经冕宁到安顺场渡口，这是一条崎岖山路，地势险要，而且要穿过彝民聚居地。
情报显示，大树堡对岸已经有刘文辉的一个旅驻防，而且杨森和刘湘的部队也正在赶来增援。要想走大路从大树堡渡河，胜算不大。但走小路，最大的风险在于彝民的态度，万一遭到他们阻击。势必延缓行军速度，贻误战机。
彝民为何会对汉族军队采取敌视态度？
当时彝区还处于奴隶社会，内部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组织。彝族又分为黑彝和白彝，黑彝是奴隶主。白彝中又分为三个等级，等级越低地位也越低。家支是彝族社会最基本的组织，他们由一个或数个头人领导，控制着一定的领地，形成一个半独立的封闭系统。就连彝族出身的云南王龙云也无法插手彝族内部事务。
彝族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家支，红军到这里之前主要有果基、罗洪家、倮伍三个大家支。他们平时因为各种矛盾常常发生械斗，当面临外部威胁时，又联合起来作战。
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将彝民称为“夷民”，有贬低、轻视之意，常常以武力包围、经济封锁、挑动彝民内部冲突等手段进行压迫和剥削，使得彝汉之间隔阂非常深。彝民曾有一句俗语叫：“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
国民党统治时期，宁属彝族地区有一个重要实力人物叫邓秀廷。他是汉人，世代居住于彝汉杂居地冕宁。从他祖父开始，渐渐发展成当地一股强大势力，对彝民有一定的指挥能力。邓秀廷接班以后，控制了罗洪家支的武力，通过挑起彝民内部冲突来实现对彝民统治。
对于不服统治的家支，他便以武力进行“征剿”，抢占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邓秀廷还沿用清朝时期的“换班坐质”制度，即将彝族头人抓到县城坐牢当人质，以便对其家支进行控制。这些人质可以在亲属之间轮换，叫做“换班”。
年，军阀刘文辉在川军内部混战中败退至雅安，为了控制彝民，他收编了邓秀廷。刘文辉对彝民进行了更残酷的剥削，不仅抢占他们土地，还强行派捐各种税赋，强征彝族同胞从事劳动。
彝族战士长期剥削和压迫激其了彝民的反抗，各大家支中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敌视外来者，凭借山区复杂的地形抵抗统治者。
红军来此的72年前，同样有一支大军选择走小路穿过彝区抵达安顺场渡江——翼王石达开远征四川的太平军。石达开以金钱收买地方土司，得以顺利穿过彝区。但不久，土司又被四川总督骆秉章以更高的价格收买。石达开到达安顺场后，退路被彝民武装堵死，最终被清军围困在大渡河边，战败身死。
就在红军向冕宁开进时，刘文辉部一个叫李德吾的团长带着四五百人押着“换班坐质”的彝族头人，向雅安方向逃窜。他们途经彝区时，遭到彝民武装袭击，多人被俘，团长李德吾被打死。
当时彝民对红军并不了解，在他们眼中，红军也是汉人武装。因此，红军要过彝民区也极有可能步石达开的后尘。
这样的历史教训，熟读兵书的刘伯承又岂会不知？但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以左权、刘亚楼带一个团走小路，在大树堡佯装渡河攻打成都，诱惑敌军。以主力走小路，穿过彝区，到安顺场渡河。
有石达开的失败案例在前，为何刘伯承依然选择走小路？刘伯承曾是川军名将，对彝区习俗有一定了解，他相信通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展示红军严明军纪能得到彝民们的信任。
为此红军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在进入彝区前，刘伯承对部队进行了动员，要求大家宣传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安定彝民布告，并严令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红军占领冕宁县城后，将国民党军队关押在县城内的彝族头人释放。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工作，表示此次只是借道路过，希望能与彝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刘家军，还向他们阐述了一些革命理论。
5月22日，当年年仅19岁的肖华被任命为群众工作团团长，带领一个先遣连率先进入彝区。据肖华回忆，刚进入彝区不远，就看到道路两旁的山林中满是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的彝民在不停地呐喊。
红军一边前进，一边用刚学来的彝语高喊着“红军彝人是一家”“民族团结”等口号。当他们来到喇叭房附近时被一群彝人拦住不准通过，红军通过通司（翻译）不断向他们宣传解释。讲了一个多小时，拦路的彝民表示要元，红军便给了他们银元。
但先遣连没走多远，又被另外一群彝民拦住。一问才知，前面拦路的是罗洪家的，而他们是果基家的。正在先遣连向他们宣传时，身后突然传来“砰砰”两声。原来跟在先遣连身后的还有一个工兵连，他们没有带武器，随身携带的器具都被彝民抢走，有的战士连衣服都被扒去。
但红军仍然保持极大的耐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停向彝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这时几匹骡马飞奔而来，为首的是一个50多岁的高大彝人，拦路的彝民顿时安静下来。通司认出他是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的四叔。
肖华看到有首领来了，非常高兴，立即通过翻译向其表示，红军只是借路北上，绝不打扰彝族同胞，愿与彝民结盟。其实，小叶丹暗中观察红军已久，他们发现一路上红军军纪严明，区别于以往的汉人部队。当时果基与罗洪两家不断进行械斗，小叶丹也希望借助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家。
经过沟通，小叶丹的四叔提出要面见红军司令。为了表示信用，肖华赠送给他一支手枪和几条步枪，而他赠送给肖华几匹骡马。随后肖华将情况汇报给刘伯承，刘伯承非常高兴，来到彝海边准备接见小叶丹。
红军剧照彝族家支的头人既不搞世袭也不搞任命，全靠个人品行和人格魅力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后，通过推选产生。小叶丹性格豪爽、重义气、善于交际，总能公平、公正地处理族人内部矛盾，渐渐获得大家的认可，才成为首领。
不久，小叶丹果然带着一队人马来到彝海边。见到刘伯承，他立即脱下帽子下跪。按照封建社会的旧制度，彝人见了汉官都要下跪行礼。刘伯承见状立即上前将其扶起来，并说：“我们是平等的，红军不兴这一套。”
刘伯承向小叶丹讲述了一些革命理论，表示愿与他一起打倒压迫彝人的刘家军，最后还问他“怎么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小叶丹提出要与刘伯承以彝族的仪式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
小叶丹叫人找来一只鸡，由于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便从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提议以彝海的水代酒。随后，小叶丹的管家杀了鸡，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
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按照彝族的规矩，先喝者为大哥。刘伯承端起酒杯，大声地说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小叶丹在彝海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便一口喝完“血酒”。
接着，小叶丹也端起酒杯说：“我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便同这只鸡一样死去。”说完他也一饮而尽。
刘伯承将自己使用的一支左轮手枪和几条步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也将自己骑的骡子送给刘伯承。小叶丹说：“昨天打你们的，是罗洪家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去打他们。”但刘伯承表示：“大家都是自己人，应该化解矛盾，团结起来，一起打倒刘家军。”
彝海结盟剧照当天晚上，刘伯承在大桥镇设宴，邀请来当地彝族头人，劝大家不要搞内斗，汉保彝，彝保汉，团结打刘家。刘伯承还将一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旗子授予小叶丹，并任命其为支队长。
次日，小叶丹便挑选出一批向导护送红军通过彝区。在小叶丹的带动下，彝族其他家支也纷纷派人为红军当向导。经过七天七夜的时间，红军顺利通过彝区抵达安顺场。
临别前，刘伯承留下一名政委在当地组织彝民共同抵抗反动军阀。他还向小叶丹表示：“红军一定会再打回来的。”小叶丹也派了一批彝族同胞加入红军学习军事。
在红军政委的联络下，果基、罗洪、倮伍等家支联合起来，开展反抗斗争，他们的队伍一度发展到一千多人，坚持斗争了5年多时间。但最终因寡不敌众，遭到邓秀廷的镇压。
邓秀廷逮捕了红军政委，心急如焚的小叶丹凑齐了两银子才将其赎回。但不久后，邓秀廷又搜出了刘伯承颁发给小叶丹的委任状，令手下一个营攻打小叶丹的寨子。
最终小叶丹被迫交出枪支和所有财产作为赔偿，但敌人还要求其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小叶丹无论如何也不肯交，他预料到敌人会对自己不利，便交代自己的妻子：“这面旗帜是刘大哥给我的信物，将来他一定会回来的，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旗帜，将来交给刘大哥。”
不久，小叶丹便被逮捕。他的妻子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将队旗缝在百褶裙的夹层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小叶丹被关押了一年，敌人看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便将其释放。
然而为了瓦解彝族的反抗组织，邓秀廷不断挑起彝人内部矛盾。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邓秀廷支持的部族武装伏击，不幸遇害，年仅49岁。
年10月，已经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指挥部队进军大西南。红军又打回来了，彝民们听到这个消息奔走相告。刘伯承没有忘记自己的结拜兄弟，他下令前线部队务必找到小叶丹，中央已经决定要小叶丹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
此时他才得知小叶丹已于多年前遇害，并且他的家人也被杀害，闻讯后刘伯承悲痛不已。但其实，小叶丹的家人并没有被害，他们听到当年的红军回来后，便决定去找刘伯承。到冕宁解放军驻地找刘伯承伯伯的果基嘉家便是小叶丹的儿子。
他们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献给了政府，如今这面旗帜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它是红军与彝民的伟大情谊的伟大见证。
小叶丹的妻子展示队旗小叶丹共有2子2女，其中一个女儿去世较早，未留下后人。小叶丹的妻子经常教育他们：“要安分守己地做人做事，不能给小叶丹抹黑。”
据小叶丹的外甥伍龙回忆：刘伯承曾提出将小叶丹的孩子接到他身边，小叶丹的妻子决定将大儿子送去。但他出了彝区，生活不习惯，不久便返回，后来当地政府都为他们安排了工作。
不仅刘伯承没有忘记自己的结义兄弟，政府也从未忘记小叶丹所作的贡献。小叶丹的第三代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和一个外甥。年，报纸报道了小叶丹后人生活困难的消息。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看到报道后，批示将几个适龄孩子接到北京读书。
小叶丹的孙子果基伍哈当时在读高二，被接到北京念了一年预科，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到凉山州工作。小叶丹的外甥伍龙当时正在读高三，他被安排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安排到全国人大工作。
年，李铁映还安排果基伍哈、伍龙与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见面。此后两家人一直保持联系，刘太行和弟弟刘蒙经常到凉山活动，他们并未惊动地方政府，而是如同平常走亲戚一般。
果基伍哈与刘蒙小叶丹虽然未直接帮助红军渡大渡河，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帮助红军快速通过彝区，无疑是红军成功渡河的前提。小叶丹与刘伯承在彝海的结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小叶丹亲属冒死保存下来的那面旗子，不仅是刘伯承与小叶丹情谊的见证，也是红军与各族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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