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为什么没有抢夺泸定桥,

石达开为什么没有抢夺泸定桥，从泸定桥过大渡河呢？

这必须要搞清楚石达开当年所处的地理位置。

石达开当年巧渡金沙江后，直插四川宁远府（治所在今四川西昌，范围与今凉山州大体相当）境内，弃走越嶲大路，径取冕宁小路捷径，急趋紫打地（今安顺场附近），拟从紫打地渡河。

紫大地地势低下，前为大渡河所断，后有马鞍山所阻，左边为松林河所封，右边有老鸦漩河所锁，乃是兵法上所说的死地。

所以，石达开到后，不敢怠慢，马上展开渡河行动。

再一次强调，紫大地前面的大渡河是没有桥的。

石达开要渡河，就必须打造舟楫。

石达开好不容易弄出了十几条船，当晚却突然降雨，河水暴涨，无法渡河。

有很多野史轶闻说，石达开到了紫打地的当晚，因为王妃诞子，为给新生儿庆生，命令军士就地驻营，连续庆祝了三天三夜。

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一派胡言。

按照《越巂厅全志》记叙，清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年5月14日)，即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到紫打地的当晚，“俄而阴云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不得渡”，即当晚大渡河洪水已经陡涨，已不能径渡了。

土人赖进学《述石逆被擒事》也称：“彼时两河水陡涨文余。”

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其《生擒石逆疏》也说：“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

大雨连下了三天，三天之后，清军唐友耕部赶到大渡河对岸布防，太平军要渡河，就必须以命相搏，与清军展开强攻。

补一句，参与大渡河战役谋划的清军将领唐炯也在他的《成山老人年谱》里记载了石达开没的在清军到达之前渡河的缘由：“石达开至大渡河，游骑数百人已济，招还，下令多备船筏，明日齐渡。是夜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而振武军前队始驰至对岸。”

石达开在强渡作战中死伤惨重，且大渡河又再次暴涨，致使从紫打地渡河成为了不可能。

现在，有人认为石达开在那个时间点走大渡河是不了解天时，自取灭亡。

这也是不对的，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生擒石逆疏》中坦承，据当地人说，大渡河水从来不曾在这个季节如此盛涨，据水汶统计资料，大渡河的涨水期本来应该在半个月之后，石达开遇上的是极其罕见的提前涨水，可见，石达开之亡，是天要之亡，非战之罪也！

72年之后，红军基本也是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时间，来到了同样的地点。

但红军比石达开要幸运得多。

首先，红军没有遇上涨水。

其次，红军刚到达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就找到了一艘木船。

当时奉命在南岸守卫安顺场渡口的，是国民党彝务总指挥部下属的川军营长赖执中，北岸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第五旅第七团一个营。赖执中从南岸撤到北岸时，本已将南岸的渡河船只、粮食全部转移到了北岸，并在南岸安顺场满街堆积柴草，准备放火烧尽民房。但安顺场南岸一大半房屋和财产是他家的，在没有确定红军是否来安顺场之前，他抱着侥幸心理没有举火，则还留有一张拟在举火之后驾渡北岸的小船。阴差阳错，这艘船就落入红军手中，由此上演出了“红军十七勇士孤舟横渡大渡河”的好戏。勇士们在渡河后控制住了渡口，并在后续部队不断渡河增援的情况下，击溃刘文辉的川军，巩固了渡河点。

红军抵达大渡河前，蒋介石于5月中旬飞抵昆明，调动中央军十余万人，川军五万余人，在大渡河沿线组成封锁线堵截红军，蒋致电各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为此，红军高层专门到石达开的败亡作了细致而详尽的分析，尽可能避免出现石达开的错误，并把石达开没有实施、却可能成功的所有办法都反复谋虑了个遍。

可以说，是石达开的败亡给红军提供了经验。

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及红军总司令朱德没有专注于在安顺场渡河，而向各军团首长发出电令，兵分两路，分别沿大渡河两岸北上，相机誓夺上游里之外的泸定桥！

泸定桥建于年，是康熙在平定“打箭炉（今康定）之乱”后，为加强对西康地区的控制而下令建造的，是成都平原通往西康、西藏地区的交通要道。

红军夺取了泸定桥，从桥上渡河，当然比驾船渡河更快、更好、更安全了。

那么，问题来了——石达开为什么没有抢夺泸定桥，从泸定桥过河？

前面说过了，石达开所在的紫大地前为大渡河所断，后有马鞍山所阻，左边为松林河所封，右边有小水（即鹿子河）和老鸦漩河所锁。

松林河是大渡河的支流，当时大渡河河水暴涨，松林河河水虽然不深，却湍急异常，而且对岸有番族土司王应元镇守，强渡松林河的难度与强渡大渡河是一样的。

在多次抢渡失败后，石达开只好向东突围，最终又被老鸦漩所拦。

正所谓，时来天地齐努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也，命也。

红军比石达开最幸运的地方就是：在红军渡河的时代，松林河已经改道，即当年石达开所面对的天堑松林河已成了一条徒步可过的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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