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真实记录长征的红军长征记诞生背后
没有什么比长征更考验革命者对理想的坚守了。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参加了长征而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所以,出生入死的老红军都是中共党员。而最真实反映长征过程和红军战士情怀的文字,则非徐梦秋、丁玲、成仿吾年下半年开始编辑的《红军长征记》莫属。
那么,新中国成立前,这部著作为何从没有公开出版发行?年发行的版本为何删掉了四篇文章?红军在遵义下馆子、跳舞,甚至用茅台酒洗脚,究竟是真是假?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真实记录长征的《红军长征记》诞生背后
红军长征最初叫“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也应了毛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动员组织下,年2月汇编成册的《红军长征记》,是一本全部由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写的回忆文章合集。这本长征回忆录文献价值极高,因为它是众多亲历者的原始记录,真实、质朴、具有文化特色、没有写作规范的条条框框限制和这样那样的无形束缚,细节丰富,生动感人,是迄今为止所有长征回忆文本的最初形态和材料之“源”。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索尔兹伯里的新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在叙述红军长征的内容时,都参考或取材于这本书,索尔兹伯里甚至一一寻找这本书的作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书的撰写和出版,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就有计划,征集有关长征的个人日记、回忆、文件等,但因年2月至5月东征战事紧张,加上最初的考虑是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党内“秀才”来执笔撰稿,但几个秀才实在太忙,此事就一直拖延了下来。
到了年7月初,红军到达陕北近一年,美国记者斯诺来陕北采访。党中央十分看重斯诺的对外宣传渠道作用,希望通过她能尽快争取外部援助。为了向他提供宣传长征的生动丰富的素材,于是,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党中央决定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就开始号召、发动、组织亲历者,特别是战士来撰写红军长征的回忆文章。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通知,要求在一月之内,即9月5日汇交总政治部,而事实上,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二百余篇,约五十万字。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等组成,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一竿子到底”负责,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编委会在几千篇应征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再淘汰后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集合成一部长篇巨著。至年2月22日完成书稿编辑工作,该书由朱德题写书名,徐特立最后排定目录和审定,共收有回忆文章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取名为《两万五千里》。
但由于成书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暂缓印刷出版,等以后有适当时机再说,因此,《红军长征记》没有印行。直到年11月20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不那么繁忙的机会,将此书更名为《红军长征记》,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少量印刷发行,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一版的书籍,在国内已经难寻踪迹,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发现了一本,那是由朱德亲笔签名的《红军长征记》,60多年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被发现。据该图书馆考证,这本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是朱德总司令当年赠给斯诺留作纪念的。32开本,竖排,共页,收有回忆文章篇,上册42篇,下册58篇,附歌曲10首、路线图等各种资料,封面有“党内参考材料”“总政治部宣传部印”等字样。
《红军长征记》作者有董必武、谢觉哉、张云逸、萧华、彭雪枫、陆定一,包括徐梦秋等44人,有的一人就写几篇、十几篇,徐梦秋就写了十七篇。每一篇都能够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文字优美,情真意深,不仅善于叙事,也善于抒情,又不失幽默风趣,表现了红军战士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斯诺曾在陕北苏区采访4个多月,拜会了毛泽东等众多红军将领和指战员,他深为长征的伟大壮举所感动。斯诺后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其中许多素材皆取之于《红军长征记》中的稿件和图片,使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斯诺回美国后,为促进美国与中共直接合作抗日积极奔走,曾先后三次拜见罗斯福总统,向他详细介绍长征壮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罗斯福说:“我觉得这样的人(指中国共产党)会赢得战争的。”斯诺还建议直接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年3月3日,罗斯福第三次接见斯诺,说准备在对日战争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随后,他派出的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掀开了抗战中中美人民友好合作的一页。
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得到这本书的抄件后,化名“幽谷”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两万五千里西行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取之于这份书稿。
徐梦秋主编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公开完整出版过。年11月,冀南书店出版了一个选本《二万五千里》,32开本,草纸竖行印刷,封面有镰刀、铁锤图案,书名下加了副标题“长征英雄集体执笔”。选本共收入38篇作品,较原书少62篇。
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次刊印,共收录96篇,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绝食的一天》,李月波的《我失联络》,徐梦秋的《一天》等4篇。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51篇,没有收入何涤宙等人的回忆。
事实上,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是极为精彩的一篇回忆,日记以白描的手法叙事状物,几乎是一篇引人入胜的纪实小说,较详细的记载了在遵义的“一段特殊生活”。删除的原因,是因为记录的内容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反差太大——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长征极为悲壮,不可能像何涤宙描写的遵义城中那么春风怡人,鸟语花香。
确实,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有8万6千人,到强渡湘江时,即遭到重大伤亡,只剩3万余人。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吃草根、啃树皮,饥寒交迫,是十分艰难困苦的。最后抵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总人数仅为2万人左右。红军出发时四个方面军总人数约20万人,到陕北时总人数约为8万人,这个数字足以证明长征的悲壮绝世,即使写红军的浪漫情怀,至少也是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陆定一《老山界》那种翻山越岭以苦为乐的严谨状态。
而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们红军大学干部团的人在遵义的十天生活,既写了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了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这是真实可信的么?特别是《遵义日记》里,还写了他们在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吃吃喝喝”的“小资情调”。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也是长征中占领的唯一中等城市,物产丰饶,物价便宜。他们利用身上积蓄的一点钱,经常去饭店点“拿手菜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改善生活。头一顿菜品货真价实,吃得心满意足。后来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子鸡的质量越做越差,肉越来越少,引得作者发出声声抱怨。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一件打土豪分浮财得来的皮袍送去裁缝店改作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截留皮料,为此生了一肚子的气。
同样被删的几篇回忆录,也涉及进遵义城下馆子点吃名菜“公包鸡”之类。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被删的徐梦秋的《一天》中,写了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衣容整洁进城,并围绕这个要求写了红军战士在进城途中相互间友好的打打闹闹戏谑及恶作剧开玩笑,这都与人们对红军长征完全应该是板板正正的教科书认知有了出入。
如此,就有了一个怎么全面真实反映长征全过程的问题。长征总体上的艰苦卓绝是铁的事实,特别是翻雪山过草地那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战斗极为壮烈,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阶段,红军因饥饿和寒冻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极为严重,但这不是长征的全部。在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穿行在汉区,一路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获得群众拥护,也补充部队给养;在物质条件相对好的地区,红军也会上街与当地百姓公平交易、改善伙食,在胜利报捷时也开篝火联欢会等。
特别是过贵州,还饮了茅台酒,许多战士不知道茅台酒的名贵,还用茅台酒擦洗疲累的双脚。挺进云南,红军也吃了宣威火腿,长征一路上,时时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胜利喜悦充盈。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时,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遵义日记》作者何涤宙原是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在与红军作战中被俘,参加了红军,并在江西瑞金红军大学任教员,成为徐梦秋的同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专门提到何涤宙,说在红军大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官是“一个年轻的工兵少校”,这位少校后来参加了长征,在很多军事行动中立有战功。
何涤宙《遵义十日》逐天记述了编入红军干部团的红军大学学员们在遵义十天的活动,没有详写群众大会和毛泽东讲话等重大题材,只是记载一些文体活动及琐碎小事,但情趣盎然,从中可以感受到红军秋毫无犯进遵义和群众箪食壶浆迎红军的气氛。全文从容而平静的结尾是:“在八点走上去桐梓的马路,又开始我们的长途了。”预示着更加激烈的战斗和更加艰难的跋涉即将开始。
有意思的是,何涤宙作为红军干部团的一员,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也是被写到的红军将士。《红军长征记》中有多篇文章都提到何涤宙。如干部团教员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写道:在金沙江边,何涤宙指挥架桥。李一氓渡江到北岸,坐在江边吃何涤宙为大家留下来的金沙江边生长的鸡,和何涤宙一同住在北岸的人造岩洞里。因天气太热,人造岩洞蒸得气闷,无法入睡,俩人扯山海经的故事。周士第的《吃冰激凌》,也写了他与何涤宙、陈赓、宋任穷等一起过雪山,在雪山顶上吃冰雪的情节。
在长征途中,何涤宙是工兵专家,主要任务是架桥,贡献卓著。何涤宙参加了搭乌江浮桥的战斗,许多回忆文章记载了这件事。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写道,年元旦的次日,由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干部团上干队队长萧劲光更是对何涤宙在苏区的贡献作了总结,他写道:在这样一条水深流急的大河上架桥,是一项既危险又需要较高技术的艰巨任务,教员何涤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何涤宙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过工兵营营长,到红大任工兵教员。在架桥等土木作业方面,他当时称得上是个专家。在中央苏区时,他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以后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部队都曾把他请去,研究能否架桥。耿飚,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具体负责搭设乌江浮桥。他在回忆录中也写到,何涤宙“架了不少桥”。
长征到延安后,何涤宙入了党。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延安建立红军大学的报告。会议决定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毛泽东为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何涤宙为教务部主任。何涤宙继续从事红军的教育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全本《红军长征记》在年长征胜利70周年时,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为书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4篇已全部补上。解放军出版社同年也出版了全本《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再现了怀抱着理想和信念的红军将士,他们的长征经历既有悲伤和痛苦,更有希望和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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